财政系统廉政教育专题党课讲稿

财政系统廉政教育专题党课讲稿
　　　　同志们：
　　　　按照统一安排，今天，由我来讲廉政党课，跟大家交流探讨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一些认识和看法，与大家共勉。
　　　　提到反腐倡廉，这是一个现实而又严肃、重要而又紧迫的问题。可以说，反腐倡廉，是对领导干部一种不容回避的严峻考验，是一场特殊而又严肃的考试。著名作家柳青曾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之处只有几步，特别当人年轻时候”。对每一名领导干部来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危险处往往只在一闪念之间，特别是在掌握权力的时侯。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这种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严肃性，不能有丝毫松懈。
　　　　一、廉政的内涵和重要性
　　　　什么是廉政？用传统的话说，就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所谓正气，是指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所谓清风，是指不贪财肥私，不贪赃枉法，不以权谋利，不沾公家一分便宜。用现在的话说，廉政就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干干净净做事。
　　　　廉政是中国数千年一贯推崇的为政之道、为官之道。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其行水也。廉洁正直的人能长久，他们的品性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品性就像水一样。
　　　　春秋时期的管子把“廉”视为国之“四维”之一。他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这里，管子特别突显了“廉”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
　　　　管子之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面对春秋乱局，怀抱忧国忧民之心，对廉政十分重视，在《论语》中多次论及。孔子不仅将廉视为君子展行的重要品德，而且将廉作为为政者的基本道德要求，从而确立了中国廉德思想的基本内涵。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做官首先要端正自己，你自己端正了，谁还敢不端正？
　　　　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就是说，人格扭曲、行为乖张的人，不可能引导别人做到行为正派。
　　　　从历史上看，任何朝代不廉洁严重的时候，都是统治基础变得最为脆弱的时候。一旦百姓对政治上的不廉洁感到绝望，便会民怨沸腾。反过来，政风清廉、政治清明的时代，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就是因为不廉洁。据说，蒋介石在1949年“下野”后，曾对宋希濂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受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不廉洁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就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指出：“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总书记曾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存亡。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就是民心所向。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奔着这样的目标前进，就会赢得民心，立于不败之地。
　　　　二、保持一颗初心
　　　　***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得很清楚，“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初就树立的奋斗精神和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而寡欲为养廉之本。廉政是我们不忘初心、保持初心的重要保障。
　　　　古往今来，中国涌现出许许多多清廉之士，方志敏就是“寡欲养廉”的现代代表。他从事革命斗争十余年，经受的钱财数以百万计，仅在1933年，经他批准，给中央苏区一次就送去每箱500两的赤金2箱，每箱400元的白银48箱。而他个人日常生活却异常节俭。一次，他穿着一件破棉袄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战友们想给他一件新棉袄，可他执意不肯，为的就是要为革命做到尽可能的节俭。后来，因叛徒出卖被俘。国民党士兵以为抓到这样的“大官”就可以捞一大笔，没想到方志敏身上分文皆无，只有一块怀表、一支钢笔，让他们大失所望。
　　　　方志敏在狱中写下《清贫》一文，文末说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说共产党人有欲望，那欲望从来不是个人的私欲，而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在于她具备勤练自守、大公无私的优良传统，可以说，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
　　　　为了保持这份初心，让我们在继续前进的路上走得更远更宽更快，从建党之初，我们党就不忘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作为实现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一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党党、政、军担任职务，为防止共产党员腐化蜕变，党中央于1926年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牟取私利被处决，成为我党反不廉洁历史上被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在处理谢步升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不廉洁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同时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对周恩来说这是“进京赶考”，并表示希望考个好成绩。“进京赶考”时的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三件大事：一是继续“铲地基”，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二是“起房子”，即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三是“绝不当李自成”，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务必使各级领导人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回首这段往事，无不为世纪伟人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所折服。尤其是他那“进京赶考”的形象比喻和“绝不当李自成”的铿锵誓言，直至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革命和建设的任务都很繁重，反腐倡廉的形势也相当严峻。当官之后的刘青山、张子善应酬多了，收礼多了，讲究排场也多了，专门派人从香港购置豪华轿车和奢侈用品。这些花销没有专门开支，他们就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救济水灾区贫民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款等，多达200多亿的旧币（相当于现在的170余万元）。两人将挪用和非法经营所得，大肆挥霍浪费，生活奢侈腐化，刘青山甚至堕落到吸食毒品成瘾的地步。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前，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也是他们的副手，几次当面规劝他们，可刘青山却大大咧咧地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正赶上全国的“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进入高潮，各地都抓住了一些“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就属于“大老虎”。毛泽东等领导开会听取刘青山、张子善案情的汇报。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张子善成长的黄敬同志坚持请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向毛主席转报他的请求：考虑刘张二人过去对革命有功，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是要他们俩，还是要中国？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后，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对领导干部为官清廉、严守党纪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
　　　　1952年4月18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党的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进行教育和规定制度两方面的措施，在我党的廉政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意义。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反腐倡廉也进入了拨乱反正、重视法制与民主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不廉洁”；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不廉洁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不廉洁工作领域”。
进入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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