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__女记者目睹电视台之怪现状

故事__女记者目睹电视台之怪现状

新人女记者怀着梦想踏入这一行,她不畏辛苦不怕困难,只想追寻真相,为民发声。在舆论监督科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从青涩到稳重,她成长了许多,改变了许多,但唯一不变的是她理想和初心。

谢副主任说:“如果有捷径可走呢?

女孩子,不要让自己太辛苦了。”

我说:“走捷径让我心里不踏实。

这辈子,我只想脚踏实地。”

我说得很慢,但语气坚定。

谢副主任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说:“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随时来找我。”

我笑笑没有说话,

心想,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的。

引 子

从省师范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依靠导师的关系,我顺利进入省电视台,成为一名实习记者。与我一起进来的一共有5个人,其中3个都是本地大学毕业的,2个是外地学校的。

我很喜欢新闻专业,新闻记者一直是我理想的职业。那时的我觉得,一个记者,能够不惧权贵、不避艰险,用手中的笔揭露丑恶、维护正义、为弱者发声,那正是我想要的。只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想法太理想化,甚至有些幼稚。而现实,永远会给你一记当头棒喝,用一次次头破血流教会你忍耐与妥协。

新闻行业还是流行“传帮带”的,即老记者带新记者,从教使用摄像设备开始。虽然我是新闻系研究生毕业,但学校主要教的是新闻行业通用的理论知识,而每个省、每个市的新闻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需要将通用理论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在记者这个行业里,丰富的实践经验绝对是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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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的师傅姓郝,三十岁出头的年纪,已经在省台干了五年。采访科科长将我带到他面前,交待几句好好教我之类的话就走了。在之后三个月的实习期内,我一直跟着他,习惯了叫他师傅,现在,还让我继续沿用这个称呼吧。

师傅第一次见我,便说:“记者看着是个很光鲜的职业,其实很辛苦,尤其是女记者。你看我们跑现场的记者,40岁以后的很少,因为都跑不动了。”

我信心满满地回答:“师傅,我不怕辛苦,我喜欢当记者!”

师傅笑了,那笑容意味深长。我当时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好好练,要干出点成绩来。那时,我并不知道,两年后,自己又成了师傅的一个案例——一个很难长期干记者的案例。

1

在电视台,记者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组成。基本工资很低,只有800块钱,最主要的收入就是绩效。而绩效,就是每月你拍的新闻的数量。每到月初,人事科便会统计每个记者上个月拍的新闻(我们内部称为“拍片子”)的数量,根据数量计算绩效工资。

记者拍片子的线索从哪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群众提供线索,然后新闻中心值班主任派记者去拍片子(被称为“派题”),这是主要方式;另一种是自己从报纸、网络上寻找线索,报给值班主任,主任同意后就可以去拍片子。

在电视台,如果记者得罪了领导,领导不动声色,不给你派题就行了。连续几个月不给你派题(这在电视台内部被称为“封杀”),只拿基本工资,自然就干不下去了。

我跟师傅出去拍的第一条片子,就是师傅自己找的。师傅说,今天主任没给他派题,如果不自己找,今天就黄了,不如出去拍个小片子。

师傅带我去拍的,是街头随处可见的点痣小店。师傅说:“现在点痣的地方很多,但大多是没有资质的,我们要去调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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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了一个叫“痣缘”的小店,老板很热情,问了价格后,师傅又详细询问了用的什么药水,药水的成份之类,老板一会儿便不耐烦了。出来后,我问师傅:“怎么没看到摄像机?”师傅拍拍包说:“在这里。”

原来,师傅背了一个361°的包,而那个小圆圈被挖空了,针孔摄像头就放在那里。接着,师傅又带着我跑了几家,问了差不多的问题,然后就回台里了。

我问师傅:“这就完了?”

师傅说:“我们再电话联系某个医院的皮肤科医生,让他解读一下街头这种小店的药水是否安全,这个片子就可以了。这种片子没有太重要的新闻价值,最多打个C,很可能会给一个D。”

我所在的电视台,根据片子的新闻价值不同,划分为***、B、C、D四个等级。每次新闻播出后,新闻中心主任就会给每条片子划等级,***类记500分,B类记300分,C类记100分,D类记50分。分数越高,绩效工资自然也就越高。

我有些失望,理想中的记者,不应该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师傅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事很无聊?我们所在的科是民生科,每天采的都是些小事趣事,你想的爆料内幕、为民发声的事,在舆论监督科。那是最重要的科室,也是最辛苦、最危险的科室。”

那一刻,舆论监督科便成为我心中的目标。

2

真正促使我去舆论监督科的,是实习期快结束时的一次采访。

那次,主任派题,一个施工单位挖出了一座古墓,其中出土的一把几千年前的匕首,依然可以划破纸张。我和师傅来到现场,拍照采访后,就联系采访当地的文物局局长,准备询问下一步的保护措施。

采访工作在文物局局长的书房进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他毫不掩饰地盯着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看得我浑身不自在。采访的过程中,他的眼睛还不时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其间,师傅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局长看师傅出去了,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不透明的书柜,示意我过去看。我走过去,看里面摆满了玉器、陶器、瓷器、铜器,好像还有书画。我不懂古玩,但感觉这些都很值钱。

那位局长盯着我,满脸淫笑地说:“陪我一晚上,里面的东西随你挑一件!”我一下子有些懵,继而满腔愤怒。开始只是觉得他好色,但是,作为一个局长,没想到他能无耻到这种程度。我盯住他那张恶心的脸说:“你真无耻,真是脏了这些东西!”

师傅回来的时候,那位局长已经调整好状态,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一脸郑重和严肃。两幅面孔转换之快,确实让人佩服。

实习结束,转正时有一次重新选择岗位的机会。其余4人都选择留在自己原先实习的岗位,而我,则选择了去舆论监督科。师傅劝我,那个科室不是一般的辛苦,男人都吃不消,更何况一个女孩子。

我坚定无比,一定要去。那里,才是离我理想最近的地方。

3

果然,舆论监督科不是一般的辛苦。

某天,我们接到群众举报,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制作毛肚的黑作坊。主任安排我跟另一名老记者前往调查。举报人说,每到后半夜,就会有一辆面包车将加工好的毛肚运到市区,并提供了面包车的车牌号。同行的老记者说:“新闻只有跟自己有关了,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这次毛肚,人们不关心黑作坊的事,但如果自己吃到了,那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毛肚销到哪里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村口守了一夜。凌晨五点多,那辆面包车飞快地从村里窜了出来,我们的车赶紧跟上。

凌晨五点多的城市,将醒未醒,道路上车辆很少,那辆面包车一路畅通,直奔市区。由于路上车辆太少,我们跟了一段,那辆面包车显然有所觉察。凭着熟悉当地交通的优势,那辆车驶上一个岔道口后,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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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气馁,觉得守了一夜的工夫白费了。那位老记者安慰我说:“这是很常见的事情,能完美地采到所有想到的素材,机率很小。”

我和那位老记者商量,为了保证新闻的时效性,不回家休息了,直接回台里写稿剪片。虽然没有拍到毛肚的最终流向,但是知情人的报料、黑作坊的位置、面包车的运输,这些,也足够支撑起一则新闻了。

把稿子写完,片子剪完,已经是下午。我们把片子送到编辑处,便回家休息了。我一觉睡到了晚上,看了看表,已经晚上7点多了。我打开电视,调到省台的新闻频道,叫了份外卖,一边吃一边等着8点的新闻。

我觉得,这是自己采编的第一则有意义的新闻,心情还是很激动的。而且,据同行的老记者讲,舆论监督类新闻一直都是新闻中的重点,收视率也是最高的,一般都会打个B类。

然而那天,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新闻播出。我确认自己一直坐在电视前,没有错过任何一条新闻。失望和疑惑像一张网一样瞬间包围了我。我一刻也忍不得,打电话问同行的老记者。

然而他说,他早就知道了,具体原因明天早上再聊。

那一夜,我睡得并不踏实。梦里又出现了那辆面包车,它飞驰在空旷的马路上,瞬间不见了踪影,急得我大喊大叫。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办公室,非常急切地想得到一个答案。那位老记者姗姗来迟,从容而淡定。他示意我跟他到休息区。

“主任说,我们没有跟踪到毛肚的流向,缺乏新闻价值,所以片子就不发了。”他说得很轻松,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缺乏新闻价值?那赏花的新闻就有价值了?cosplay的现场就有新闻价值了?这些都能上,我们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上?我要去问问主任!”我觉得一股子血直冲头上。

那位老记者看我愤愤不平的样子,不得已说了实话。原来,那辆面包车发现了我们的行踪,已经找人联系了台里的领导。至于联系的是谁,他也不知道,只是接到通知,片子不发了。他说,这样的事太常见了,很多采好的新闻就是发不出去,只是告诉一下记者,片子不用发了,连理由都不用给。

最终,那条未发的片子被打了个C类。我和那位老记者守了一夜,最终一人才得了50分。

4

黑作坊事件后,我有些沮丧。原来,很多事情都不是你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

很快,主任又派了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据群众反映,市中心广场小偷非常猖獗,常常成群结伙,然而,区派出所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主任让我和另外一名记者,监拍偷盗乱象。

小偷下手的时间是下午下班的高峰期,地点是几个重要的公交车站。我和同事提前来到市中心广场,观察了一圈,选定了中心广场边上一个饭店的顶楼,将机位架在这里,既能清楚地监测到几个公交站,又不会被人发现。

第一天晚上的监测,我们发现,有几个人一直挤在公交车站边,每次都在人多的公交车旁挤来挤去,但都不上车,直到晚上9点多,乘车的人渐渐少了,这几个人才散去。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看到了那几个人,但是距离太远,看不清细节,只能看到他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同事是个有经验的老记者,他说:“我们必须拍到证据才行,这样的怀疑是没有价值的。”

商量后,同事决定,自己去做个诱饵,试探一下。

我在楼上监测,见他还未靠近公交车站,便被一个人拦住了,一直跟他说着什么,我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是能看到我同事在跟他交谈。过了一会儿,同事在公交车站旁绕了个圈子,并未去公交车站,便回到了楼顶。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同事说他刚一下去,就被一个人拦下了,问要不要便宜手机。同事比较详细地问了几句,怕对方和公交车站的那几个人是一伙的,为了避免引起对方的疑心,便没有再去公交车站。同样地,那几个人在9点多的时候又散去了。

第三天晚上,我们都有点着急了,如果拍不到证据,就做不成新闻,我们这几天的蹲守就白搭了。台里只按发片子的数量发工资,没有片子,你蹲守了一个月也是徒劳。因为昨天同事已经去过了,怕被对方认出,我便自告奋勇,今天由我去当诱饵。

我把手机装在裤子口袋里,故意将手机绳子露一截子在外面。瞅准一辆人多的公交车,我什么都不想,奋力挤了上去。上车一摸,手机没了!坐了一站,我就匆匆下车返回中心广场。同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拍到了!”

第四天晚上,我们将机位推近,紧紧锁定那几个人。工夫不负有心人,再次拍到了新的证据!

我们出的那期新闻,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区派出所坐不住了,马上展开行动,并且联系我们跟踪报道。

同事说,我们之前做了他们的负面报道,他们受到的舆论压力很大,就联系了台里的领导,给他们做一期跟踪报道,这是很重要的补救方法,不然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5

在舆论监督科工作多半年后,我习惯了这里的辛苦,也习惯了拍的片子发不出去。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坚持下去的,虽然有一些不尽人意,但总归是有意义的。

直到我收到谢副主任发来的信息。

我所在的舆论监督科归新闻中心管。新闻中心有一正两副三位主任。正主任姓袁,平时主要负责审片子。林副主任和谢副主任负责给各个记者派题。

那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收到谢副主任发来的信息:“晚上一起吃饭,下班后车库见。”我注意到他的语气是通知,而不是询问。谢副主任的口碑不太好,据很多同事说,他狭隘又好色,若是哪位记者得罪了他,必定会遭到“封杀”。有前辈好心告诉过我,如果他约你吃饭,一定要找个理由拒绝。我回复他晚上有重要的事,不能跟他一起吃饭。他没有再回复我。

第二天上午,他叫我去他办公室,问我说:“记者岗位太辛苦,想不想换到编辑岗位上?”

编辑岗位是电视台里人人都想去的地方,不用每天风吹日晒、寒冬酷暑地跑现场,没有绩效的压力。每天只要把记者们做好的片子审核一下有没有文字性、技术性错误就行了。而且,还具有排片的权力,记者们为了让自己的片子能够排上,都争相与编辑搞好关系。这样的岗位,我从来都是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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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想去,但我会凭自己的努力去的。”

他说:“如果有捷径可走呢?女孩子,不要让自己太辛苦了,要对自己好点。”

我说:“走捷径让我心里不踏实。这辈子,我只想脚踏实地,心灵安宁。”我说得很慢,但语气坚定。

谢副主任的脸色瞬间变了,他说:“如果你改变主意了,随时来找我。”

我笑笑没有说话,心想,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也是。从那天起,我就遭到了这位副主任的“封杀”,只要是他当值,从来不给我派题。

新闻中心的两位副主任是轮流当值,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我是没有任何工作的,当然,绩效工资也直线下降。甚至有一个月,我连基本任务都没有完成,只拿了几百块钱。为此,我还去找过袁主任,但是袁主任也只是象征性地安慰了我一下,言下之意,他也没有办法。后来我才知道,谢副主任是台长的亲戚,跟广电局的某位领导也关系匪浅,所以袁主任根本不敢管他。

好在电视台要改革了,机构重组,据说,袁主任要升任副台长,林副主任将升任新闻中心主任,谢副主任要到其他频道做总监。我想,等他走了就好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袁主任高升当副台长了,但是,谢副主任并不想去其他频道当总监。因为在电视台里,新闻中心是个核心部门,这个部门的一把手是最容易升职的。袁主任如此,之前新闻中心的一把手也是如此。这样的机会,两个副主任都不想错过。

两个人各自动用自己的关系,明争暗斗了好一阵子。大概上层无法妥善平衡双方的势力,便决定在新闻中心搞一次民意测评,票数高的人“转正。”

6

测评结果并没有太多的悬念,大家早就想评价一下这位副主任了,只是苦于没有表达的机会。这次的无计名投票,真是大快人心。林副主任以绝对优势获胜。我也暗自舒了一口气,林副主任转正,谢副主任肯定不会在他手下干的,一定会转去其他频道,我“解封”的日子应该不远了。

在等待省委组织部下任命通知的最后时刻,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帖子,称林副主任与我们台里某位女记者有染,作风有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省委组织部派人对林副主任进行调查,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这个没有定论的调查结果,也就直接否定了他升任正职的机会。最终,林副主任被调到其他频道,而谢副主任,顺理成章地转正了。

这下,我在电视台的日子更加举步维艰。期间,这位谢主任曾几次暗示我,希望我能够“回心转意”,但我都坚决地回绝了。

同事们见我可怜,有时候出去拍片子就拉上我。明明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新闻,为了照顾我,带我一起去,这就意味着,我要分别人一半的分数。我感激同事们的好意,但也不愿意这样拖累他们,毕竟,都是有家要养的。

我犹豫着,是不是该换份工作了。

而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次货车超载的采访事件。

新闻中心接到群众举报,过省的高速路超载检测站,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检测站人员暗示过路司机,可以交“包年费”“包月费”,交了费用以后,不管超载多少,都可以顺利通行。而那些不交费用的超载货车,就公事公办,严厉罚款。一位资深老记者领命调查此事,这位老记者选择带上了我。我很愿意跟他一起去,一是因为这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暗访任务,二来这是我感兴趣的选题。记者,就该为民发声。

我们带着暗拍摄像头,扮作货车司机,向检测站工作人员详细“咨询”了包年费与包月费的问题,检测站人员也详细地解说了他们的“收费规定”,并且说包年有优惠,劝我们“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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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又去拍摄了同样超载,有的货车被拦下罚款,有些却顺利通行的画面。这次可谓是证据确凿,完美无瑕的一次暗访。同行的老记者说:“这则新闻分三期播出,很有可能得到今年的省新闻奖。”

得到省新闻奖,是一个记者的莫大荣誉,除了有奖金,还可以参与评选电视台的首席记者,如果被评为首席记者,那各方面待遇都会跃上一个新台阶,也是日后升职的重要资本。

这个新闻播出后,反响很大,省交通厅下了专项整改通知,台领导点名表扬了这条新闻。自然,这条新闻也被台里推荐参评当年的省新闻奖。

只是,我被告知,这条新闻,我没有署名权。

那位老记者既过意不去又忿忿不平:“谢主任说,当时派题是让我去的,没有让你去,所以不能署名。这都是狗屁,记者是可以自行选择搭档的,他这就是故意针对你!”

我听后,心中滋味万千。不给我派题,就没有工资;不让我署名,就不能在圈子里被人知晓。这是全面的“封杀”。

没有名,也没有利。

很快,我递交了辞职信,离开了这个我待了近两年的地方。

走的那天,我在电视台门口久久站立。门禁卡已交回后勤科,踏出大门的那一刻,我就是这个单位的陌生人了,再也不能自由出入。

我望着熟悉的大门,熟悉的每一栋楼,想着七楼的同事们此时正在忙着剪今天新拍的片子,八楼的同事们正在忙着制音,而九楼,导播正在梳理今天要播的新闻……

在这里,我曾努力寻找梦想的意义和实现的途径,并且曾无限地接近过它。而现在,我与电视台上空飘散的流云挥手告别,感觉所经历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遥远,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题图 | 图片来自《案件记者铁忍布》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

(文/月明,本文系“人间故事铺”独家首发,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擅自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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