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党建评论汇编（20篇）

2023年党建评论汇编（21篇）
目录

1.以学促干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 3
2.“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7
3.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1
4.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政治优势的民主 15
5.增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 18
6.让党员干部成为民情民意的“瞭望哨” 21
7.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24
8.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7
9.探寻雷锋精神的永恒密码 34
10.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 39
11.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持续发展有序发展 64
12.抓实以学正风 永葆政治本色 68
13.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76
14.读书好 读好书 80
15.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要坚持走好群众路线 82
16.“不受私谒”见操守 86
17.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史中认识“两个结合” 88
18.法治反腐的逻辑意蕴与实践创新 92
19.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 100
20.强调“魂脉”和“根脉”有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104
21.以伟大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109

以学促干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

　　　　***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就主题教育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这为党员、干部在主题教育中以学促干指明了方向。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以学促干求实效，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将思想认识变为实践行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抓落实。党的百余年奋斗实践证明，落实抓得好，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党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新胜利。毛泽东强调，“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邓小平要求凡事“要落在实处”，强调“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对抓落实的重大意义、方法路径等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把“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列为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八大本领之一。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更是要当好“施工队长”，以落实见真功，以实绩论英雄。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在思想深处认识到抓落实的重要性，才能主动思考抓落实的方式方法，才会真正把抓落实付诸行动。抓落实必须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匡正干的导向。一些党员、干部“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根本原因就是对抓落实的认识不到位、态度不坚决。提高思想认识，首先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只有政治站位上去了，抓落实才会坚决有力。各级党组织要将抓落实作为衡量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对党是否忠诚的重要标志。广大党员、干部要锤炼政治品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扑下身子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抓落实如同钉钉子，必须讲究科学的方式方法。钉子钉不到点上，就会钉歪。抓落实同样也要抓到点上，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落实必须有钉钉子精神，增强干的动力。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需要一锤接着一锤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抓落实亦是如此，目标任务确定了，就要一步接着一步走，确保各项工作善作善成。钉钉子不能光靠蛮力，抓落实同样也要立足实际，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情况，拿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形成抓落实的特色亮点做法。
　　　　“众人拾柴火焰高”。抓落实必须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干的合力。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使大家各尽其职、各负其责，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把时间表变成进度表。在抓落实的过程中，党员、干部不仅要冲锋在前，还要凝聚人民群众的磅礴力量。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聚合众力抓落实的生动局面。
　　　　抓落实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抓落实必须聚焦实际问题，取得干的实效。党员、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对问题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能当老好人、爱惜羽毛，必须敢于直面问题，拿出较真碰硬、攻坚克难的劲头，能办的事马上就办，难办的事想方设法办，做到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多到困难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找准问题症结所在，提出破解之策，打通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健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督查问责机制，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不整改到位决不收兵。

“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在《***著作选读》第一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文中，习主席深刻指出，“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对全国县委书记群体立德修身、履职尽责提出的明确要求，也为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政治品格，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心中有党之所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就在于它具体体现在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面，具体落实于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遵守纪律规矩等问题上。每名党员干部只有坚决按照党章党规党纪所要求的那样去做，自觉把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员义务、党的决定、党的纪律等牢记于心、落于一言一行中，才能持续擦亮共产党员“名片”，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然而不可否认，当前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言行离“心中有党”还有差距。有的爱党护党不够坚决有力，在原则立场问题上含含糊糊，面对歪风邪气不敢斗争；有的政治意识弱化，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严不实；还有的对党的事业不上心、不用心，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等。这些行为和表现，都与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格格不入，必须加以纠治整改。
　　　　是否心中有党，要看一名党员有没有始终保持爱党信党护党的赤诚。革命战争年代，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方志敏，从趁敌不备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的陈树湘，到宁死也不泄露党的秘密的江竹筠……他们始终胸怀对党的朴素情感，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叛党、不变节，是心中有党最真实生动的写照。和平时期，虽然少了生死考验，但广大党员干部同样应自觉把对党的信赖爱戴拥护转化为坚决行动，一方面，自觉加强理论学习，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过程中，强固政治信仰、增进对党的忠诚信赖；另一方面，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对各种错误思想言行敢于亮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态度鲜明，时刻注重维护党的形象，把忠诚爱党之心体现到自觉护党之行中。
　　　　是否心中有党，要看一名党员有没有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自觉。习主席强调：“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一名党员心中有党，便会自觉把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当作“紧箍咒”“护身符”，决不在政治上犯糊涂、出问题。纵观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教训，很多都是首先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把自己当成了纪律规矩面前的“特殊人”，结果一步步滑向腐化变质的泥潭。广大党员干部应当始终牢记“纪纲一废，何事不生”的深刻道理，从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做起。一方面严格自律自省，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身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思想言行等方面有没有守好规矩、遵守纪律，有没有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另一方面，要行动有力，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坚决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搞变通，始终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到让组织放心托底。
　　　　是否心中有党，要看一名党员有没有为党的事业勇于担当、不懈奋斗的行动。遇事是先考虑个人利益，还是坚持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是检验一名党员是否真正把党放在心里的重要标尺。当年，中央决定进军西藏，邓小平找到18军军长张国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随后，张国华坚决执行了率部进藏的光荣任务。战斗英雄张富清转业时面临多个选择，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当即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去偏远艰苦的来凤县工作。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战场上死都不怕，苦点怕什么？”心中有党，就会坚决听党话跟党走，为了党的事业担当奋斗。相反，如果没有为党的事业担当奋斗的热情和行动，心中有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过程中，要坚持身在哪个岗位，就把哪个岗位的事情主动干好，履行什么职责，就把什么职责主动履行好，始终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坚持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在遇到重大挑战、重大任务时，只要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就大胆地干、坚决地干，在矛盾困难、风险挑战面前，不做旁观者、“清谈客”，要做实干家、弄潮儿，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作为，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上海作为一个近代兴起的城市，其诞生、发展、繁荣与全球化历史、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作为古老中华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始发地，上海是探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演进逻辑的重要窗口。
　　　　不拘于传统与现代的古今贯通逻辑——
　　　　追溯远古上海，靠江临海，湖泽众多。距今7000多年前，海岸东扩，陆地抬升，水域缩小，开始适合人居。约6000年前，来自苏南、浙北地区的人纷纷来到上海。长江下游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稻作传统起源地之一，远古先民开启定居型农业生产，社会开始进入文明起源阶段。
　　　　宋元以降，纺织业、手工业以及航运业带来的经济繁荣，缔造了初始的工商精神和务实品格；明清以来，上海承袭发扬江南水乡文化特色，依水而生带来了流动性和开放性。
　　　　在稻作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成熟农业文明以及随后占据主导的江南地域文化，成为近代以前上海地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传统农商社会基础上展现出灵活开放、海纳百川、经世致用和敢于创新等诸多特点。
　　　　这些文化面向使上海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拥有古老文明的历史纵深、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具有超越传统的文化土壤，得以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从古今贯通逻辑中探索面向未来的文化开放和创新之路。
　　　　超越东西方分野的中外融合逻辑——
　　　　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180年来，来自西洋和东洋的多种外来文化登陆，让上海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现代意义的城市。上海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全球化交往中，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得以确立。
　　　　上海特殊的城市精神品格生成过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本土意识觉醒的代表，不能单纯用东方和西方的两分法来解释。近代以来，上海汇聚了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犹太人、白俄人和日本人。多种文化资源的集聚融合和多元文化的辐射作用，催化形成了新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的现实土壤，一方面是上海在地理方位上处于江海相连的交汇处，另一方面是上海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也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更难得的是，上海在近代各种思潮汇聚和激荡中始终保持兼容并包和融会贯通的文化现代主义取向。由此，中华文明在中外融合中得以焕发新生，为后续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种文化汇聚的主体性认同逻辑——
　　　　以“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来观察上海近代文明的现代化历程，为我们打开了创新的时空维度，有助于掌握思想和文化的主动权，亦凸显中国作为文化创新主体的内生性逻辑。
　　　　180年来，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在上海激荡交融。西方（现代性）文化在上海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外力作用一直没有脱离上海本土文化而单独发挥影响。
　　　　近代上海既受到自由主义、商业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处于中国人创建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与追求之中。不论历史和现实如何风云变幻，各类文化汇聚和各种思潮如何涌动，聚集在上海的中国人始终致力于把握改变国运的自主权。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一现代主体性力量在上海诞生后，逐步带领中国人民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由此来说，上海独特的文化底蕴体现着经久不衰、自强自新的文明特质。在长期演进过程中，上海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自身的主体性认同逻辑，在对外争主权、对内求独立的艰难求索中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共识，以及看待自身和世界关系的基本价值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铸就了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
　　　　新时代，把握好古今、中外和主体性三重文化逻辑，共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可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政治优势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全过程人民民主因其显著政治优势，打破了西方民主的严重弊端，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过程人民民主揭露了西方民主虚伪自私的政治立场。西方民主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在冠冕堂皇的浮夸外衣下压迫和剥削人民的镣铐，其目的在于打着民主的幌子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高效的治理效能将人民凝聚为社会治理的有机整体，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统一，最大限度地畅通民主参与渠道、拓宽民主参与空间，确保民主成果真真切切地惠及人民群众。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通过完备的制度链条从过程参与上和成果分享上保证人民民主真实可靠高效。再次，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统一，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权益，也强调保障人民群众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各级权力机关决策的积极作用。最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有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过程人民民主打破了西方一次性消费式民主的桎梏。在西方民主中，人民只在票决环节的短暂瞬间体验虚无缥缈的快感，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力的运行发展深感无力，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长河的重大理论创造和实践创新，既注重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设计，又关切社会层面的民主运行效能，达成了民主制度与民主治理的有机衔接和内在统一。首先，从环节设计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的民主，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体化构建。其次，从适用场域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的民主，保证了人民广泛享有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各领域的权利。再次，从运行机制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覆盖的民主，确保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西方竞争内耗式民主的瓶颈。西方政党操弄下的“金钱民主”以及杂乱无章的“疯狂民主”，势必会带来政坛不够稳定、政策不够持久、政党派系林立、政权内耗严重的政治弊端，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制机制和参与程序全部依据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设计和运行。作为内嵌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原则和制度红线，民主集中制把党的制度和国家的制度贯彻连接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较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内耗式民主的政治乱象，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集中制为驱动引擎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彰显出党政协作、精密部署、同频共振、共同发力的强大政治优势。
　　　　总之，踏上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把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奋斗。

增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旗帜和核心竞争力所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先导。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和不断强化的精神品格，是党领导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密码，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新征程上，进一步增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意义重大。
　　　　在文化觉醒和使命驱动中，肩负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担负起文化建设的主体责任，踏上革命救国、文化立国的艰辛征途。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体自觉主要体现为在文化觉醒和使命驱动中主动肩负历史重任。从此，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有了领导核心和组织保障。
　　　　在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中，强化主体担当。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思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主体自觉集中体现在对前期文化发展的反思以及在对新时期文化的自觉探索中不断强化其主体担当。
　　　　在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中，引领历史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新观点、新论断，在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中，引领文化发展，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文化建设的主体自觉更加突出地体现在对历史规律把握基础上主动引领历史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凸显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精神。***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总书记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指明的新方向，为文化发展与繁荣提出的新要求，更需要我们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主动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就主动担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创新发展，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伟大成就。从成立之初使命驱动的摸索，到逐渐找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兴盛，党逐渐成长为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强大政党。新征程上，党必将领导人民在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中，大踏步向文化强国迈进，续写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篇章。

让党员干部成为民情民意的“瞭望哨”

　　　　***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浦江经验”是***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访群众形成的宝贵财富，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今年是“浦江经验”提出20周年，蕴含其中的坚定人民立场、深厚百姓情怀和丰富治理理念，深刻启示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牢群众观点，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察访民情，真正成为民情民意的“瞭望哨”。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各种声音在这里交汇，多种矛盾在基层交织。可以说基层既是社会矛盾产生的“源头”，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和协调利益纠纷的“茬口”。党员干部身处基层治理的最前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关键多数”，每天直接面对群众，可以敏感地感知群众的安危冷暖、喜怒哀乐，因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细微而重要”。践行“浦江经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时时心系中央，既要做好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基层的贯彻实施，更要刻刻眼望群众，敏锐感知基层阴晴雨雪，始终成为党了解民情民意的“放哨人”。
　　　　及时发现、准确了解、客观反映民情民意是“瞭望哨”的重要功能，这要求党员干部首先要深入群众，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党员干部只有走进群众，“以百姓之心为心”，面对面地做群众工作，党的事业才能赢得群众支持，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愿进老乡门，不会说百姓话”，就很难听到真话，访到实情。践行“浦江经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不断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真心实意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唯有如此，与群众的关系才能成为相互依存的“鱼水关系”，而不是彼此分离的“油水关系”。
　　　　坚持问题导向，“往矛盾‘窝’里钻”。这既是工作方法论，也是“浦江经验”的真谛。让党员干部成为民情民意的“瞭望哨”核心要义是“群众吹哨，干部报到”，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上门解决群众遇到的难题。工作重点不放在倾听百姓呼声上而是探听领导话音儿上，不重视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甚至漠视诉求，不重视解决群众问题甚至搞“鸵鸟政策”无视问题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践行“浦江经验”，党员干部就要真正将群众的呼声当成“报到的哨声”，眼察六路情况，耳听八方意见，奔着问题去，抓在手上一桩一桩地解决，通过办实每件事，赢得众人心。
　　　　党员干部处在党和国家政策触达基层群众的联结点上，其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政策实施效果，也直接影响基层治理成效和群众获得感。践行“浦江经验”，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执行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成为有创造力的执行者。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吃透上情，摸清下情，既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把政策措施全面完整地向下传递给基层，又要及时向上客观准确反映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不断提高治理效能。把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把政治意识与群众意识贯通起来，既不能在贯彻执行中照本宣科、生搬硬套，把党的好政策做成夹生饭；更不能对上级的正确决策部署不执行或者执行起来搞变通、打折扣，尤其要坚决防止那种对上搞击鼓传花把矛盾上交、对下做二传手把责任下移的不担当、不作为的做法。
　　　　新时代新征程，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一面“行走的旗帜”。面对更加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根深深扎在群众的沃土，不断增强群众意识，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骨干力量。

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举轻若重，是指对于细小具体的事情，要像对待重大事情一样，不轻视、不懈怠、不马虎，一丝不苟，做细做实。举重若轻，是指对于重大的事情，反而要像处理微小的事情一样，算得准、看得透，拿得起、放得下，轻松而得当。
　　　　从谋事成事的角度来说，“举轻若重”和“举重若轻”都有优点，但要求不同。一般说来，在战略问题上要举重若轻，在战术问题上则要举轻若重。
　　　　战略问题往往事关事物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在时间和空间上回旋余地大，眼前力量的大小、态势的强弱、条件的优劣，不是战略主要考虑的因素，决定战略的还是政治和道义的高下。战术问题则事关眼前具体斗争的方式方法和艺术，必须要考虑力量的大小、态势的强弱、条件的优劣。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因此，就战术问题来说，就必须要多算，做到举轻若重。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几百万国民党部队，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号召全党全军树立一定能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对战胜强敌作出了可行性分析。他认为，由于敌强我弱，不可能速战速决，因此，要把目标和方针建立在可行的基础上；只要稳扎稳打，坚持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100个旅左右，假以时日，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方。
　　　　在每一场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毛泽东同志又展现出一个战术家的出色素养。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比如，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等等。这些重要原则主要是战术原则，适用于不同情况，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每一个具体战役和战斗中，都坚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
　　　　事实上，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要在战略上做到举重若轻，敢于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要在战术上做到举轻若重，杀鸡要用宰牛刀，攥成拳头来打人，以此形成行动的原则。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今天，我们面临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这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对此，我们要举重若轻，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但是实现这个战略任务，不能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饭要一口一口吃，用心用力落实好每一件事情，千方百计做好每一个领域的工作，做到举轻若重。
　　　　简言之，作战略决策，要举重若轻；抓工作落实，要举轻若重。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居安思危、深入开展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刻认识大党独有难题的核心意蕴
　　　　大党独有难题，特指具有一定规模、具有较大影响的政党在政党建设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既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问题；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可持续发展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解决和克服政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总书记从新时代党的历史任务出发，全面深刻阐述了我们党所需要解决的独有难题。
　　　　一是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政党。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存在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的问题，都存在各种与革命事业背道而驰、甚至动摇党的根基的情况。如何永葆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永恒课题，更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必修的终身课题。
　　　　二是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一个大党，如果各行其是，步调不一致，势必造成一盘散沙，很难形成合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没有强有力的团结统一的政党，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也无法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原因。从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各种分离倾向和机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同各种严重危及党的集中统一的现象做斗争，党都能从时代发展和革命需要出发，凝聚全党意志，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三是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长期执政条件下，一些干部不同程度存在能力不足危险，对于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存在本领恐慌，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还停留在过去老一套。进入新时代，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广大干部必须把看家本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锻造一支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四是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革命初期那种创业的热情不容易，很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甚至骄奢腐化，背离党和人民。要在新的长征路上取得更大的荣光，必须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奋进姿态。
　　　　五是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能够发现并解决问题是政党长盛不衰的重要保证。***总书记强调：“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
　　　　六是如何始终能够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但同时党依然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内政治生态还存在“七个有之”等问题。
　　　　牢牢把握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原则
　　　　百年来，我们党坚持严的基调，持之以恒抓党的建设，形成和发展了十分丰富的党建思想，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时代党要引领全国人民奋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依靠人民、始终服务人民，这是我们党走到现在、赢得未来的重要经验。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由于人民的支持，我们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等重大成就，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都要把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首位，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落到实处，真正做群众的知心人。
　　　　始终坚持理论创新。党的百年历史，是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也是理论武装、理论引领的历史。***总书记强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不断推进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也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基本遵循。要真正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始终坚持自立自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自强不息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这是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立足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自立自强，就是要坚定历史自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继续深化改革，不断丰富和拓展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不断书写人类发展史的中国新篇章。
　　　　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党始终坚持真理、正确对待失误，勇于开展自我革命，以刮骨疗毒、刀刃向内的气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党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必须持之以恒、驰而不息地抓作风建设，聚焦执政能力建设，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纠正“四风”，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始终坚持胸怀天下。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不仅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自己建设好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发展夯实基础，同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坚决扛起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宏阔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始终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着力增强党的团结奋斗，着力破解民生难题，汇聚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

探寻雷锋精神的永恒密码

　　　　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探寻雷锋精神的永恒密码，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凝聚强大力量。
　　　　雷锋精神闪烁的“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光永远闪亮。雷锋精神的核心在于不忘本，这个“本”就是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矢志奋斗。雷锋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个人和家国、小我和大我贯通起来，想问题、办事情，始终把党的号召和祖国需要放在第一位。
　　　　雷锋精神之所以是永恒的，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就在于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释放出的强大能量。雷锋强调：“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其中的“一心”二字，揭示了雷锋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爱得深沉，对共产主义理想孜孜以求。这种信仰信念成为雷锋人生观、幸福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深厚源泉和评判标准。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雷锋精神就是一座永放光芒的信仰灯塔，始终指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前进方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青年，要固守雷锋精神之本，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凝聚起信仰信念的强大能量。
　　　　雷锋精神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基因传承不息。雷锋精神的源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昂扬向上的红色革命文化，并汇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总书记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5000年优秀中华文化和我们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这从深层次上揭示了雷锋精神的文化意义和文明底蕴。
　　　　雷锋精神之所以是永恒的，最深层也是最具厚度的，就在于其蕴含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翻开雷锋日记，字里行间，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雷锋身上那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雷锋精神内涵中的奉献精神、“螺丝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等，都凝结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内核精华。
　　　　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就在于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雷锋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青年，要把弘扬雷锋精神作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切入点，提升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雷锋精神扎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接续推进。雷锋精神生成的根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生动实践。雷锋精神的生成与雷锋的成长成才的时代背景和实践经历密切相关。雷锋从小经受了旧社会的辛酸和苦难，又感受到新社会改天换地、热火朝天的变化，对比鲜明、感受深刻。雷锋精神就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生动注脚。
　　　　雷锋精神之所以是永恒的，最鲜活也是最灵动的，就在于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动实践中生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生动实践中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动实践中发扬光大。主人翁意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斗争精神、劳动最美……这些品质在雷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惊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险越向前。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青年，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学习雷锋同志“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的气节，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雷锋精神展示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不断迸发。雷锋精神的魂脉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
　　　　雷锋精神之所以是永恒的，最科学也是最富真理魅力的，就在于雷锋精神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科学思想基础之上。雷锋揭示了学习科学理论的正确态度，指出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体现了把崇高理想和扎实行动建立在科学认知上的理论自觉自信。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也是雷锋精神永放光芒的深厚魂脉。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青年，要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有效传播者和忠实实践者，像雷锋同志那样，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把学习科学理论转化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

　　　　重视调查研究、勤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回顾党的百年历史，调查研究一直起到推动党了解国情、促进党科学决策、优化党的作风等功能，是否重视调查研究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梳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探索历程并总结有益启示，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准确把握调查研究的内在要求，以及对于新征程上开展好党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调查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推进
　　　　毛泽东是我们党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在20世纪初，毛泽东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学习时就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17年，他和同学肖子升离开学校，用1个多月的时间到长沙、宁乡、益阳、安化和沅江5县进行游学考察。党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调查研究，以调查研究深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第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调查研究的初步实践。党成立之后，为了了解工农疾苦，倾听群众心声，也为了积极宣传党的思想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深入工农之间开展调查研究。1921年秋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到安源调查，并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923年6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三十三号（以下简称《通告》）明确提出调查农民状况的要求。《通告》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最注重的是事实，所以我们非做一番切实调查的工夫不可。”1925年初，毛泽东因病回韶山休养，这期间他广泛深入群众，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该文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1927年，为了弄清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毛泽东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热情讴歌了农民的革命斗争，激烈抨击了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对农民运动有错误成见的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也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也对调查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22年6月，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县赤山约，成立了海丰总农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发布的《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约农会简章》特别对调查研究机构进行了规定。《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明确规定农会成立调查部。《约农会简章》规定设立“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1923年7月，由彭湃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再次明确成立调查部的要求，并规定了调查部的职责是“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彭湃本人也积极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在这篇报告中分析了海丰社会的阶级状况，揭露了地主压迫农民的真相，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运动必然发生和发展的根源。
　　　　这一时期党成立不久，但已着手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中国阶级状况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对中国国情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尽管这一时期党还比较“年轻”，调查研究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践已经引起党内的关注，并为之后党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奠定重要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不断深化调查研究实践。大革命失败后，党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对调查研究的思考和探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针对人们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井冈山宁冈、永新等地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写下了《宁冈调查》（1927年）和《永新调查》（1928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1个月的时间，分散到寻乌及附近各县发动群众。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在此基础上写了《寻乌调查》。《寻乌调查》不仅调查了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时，还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命题。1930年10月，他又到兴国进行土地革命情况的调查，写成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之后，1933年11月，毛泽东又分别写下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2篇调查报告。通过这些实际调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根据地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了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明确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正确办法。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由于革命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等原因，党还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尤其是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偏离了正确轨道，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能够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良性互动。但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明确了在中国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倒谁的问题，党开始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第三，遵义会议之后党的调查研究多方面推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政治路线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调查研究工作受到全党的重视，得以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内推进，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
　　　　针对一段时期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中明确指出：“‘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1941年是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最困难时期，针对当时党内不少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将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形成的农村调查报告汇集成《农村调查》一书，并于1941年3月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解决全党如何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的表现，即“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1942年毛泽东又相继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观主义是“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要克服主观主义，调查研究是根本方法。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份文件都对党的调查研究机关的设置进行了规定，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具体规定了调查研究机关的组成部门、职责等。之后，为深入了解并掌握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督促调查研究工作更好地实施，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布了《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在实践中，这一时期党中央及各部委办、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了各种调查团，仅在陕甘宁边区，就有以高岗任团长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考察团和以张闻天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此外还有中央青委考察团、中央妇委妇女生活调查团等。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带领调查组成员从延安出发，首先由神府县贺家川开始，4月至8月在山西兴县，9月至11月在米脂县杨家沟，12月至次年2月在绥德，到3月初返回延安，前后持续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回到延安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这次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情况，撰写了《出发归来记》。
　　　　总之，这一时期在吸取“左”和右的经验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党的调查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取得显著的进展。一是在理论上，毛泽东不仅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还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调查研究方法在认识论中的功能，标志着党的调查研究理论的成熟。二是调查研究工作制度化显著推进。如这一时期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三是成立了以中央调查研究局为代表的调查研究机构，为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四是将调查研究工作与优化党的作风，加强党性教育结合起来，在党内营造了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良好氛围，为创新党的理论、制定科学决策，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有力支撑。
　　　　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赓续与曲折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面临着与革命战争时期不一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党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党内出现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所有这些要求党继续保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为党制定科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项政策服务。
　　　　第一，调查研究在党执政初期的赓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面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调整社会关系等重大任务，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制定科学政策。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时就指出，“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为此，他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工作”。1953年2月中旬，毛泽东前往石家庄、邢台、郑州、武汉、九江、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解土改后的农村状况、手工业和工商业发展情况等。2月20日，他在九江考察工作中就指出：“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有助于中央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毛泽东还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里接见了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他指出：“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我汇报”。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广泛推进，同时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有所了解和认识，需要我们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从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离京考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最为集中、内容最为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活动。这次调研活动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报告中。《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也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建设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党员干部中存在“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谈代替调查”等不良现象，强调“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强调：“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
　　　　总的来说，党执政初期，面对繁重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将调查研究作为党制定决策的重要手段，开启了执政条件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良好局面，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调查研究工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艰难推进。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出现了“左”倾主义思想。尤其是“大跃进”运动期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给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挫折。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为了推动党的决策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之后，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同年3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实践中，毛泽东直接组织和领导分别由田家英和胡乔木等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农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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